福建省永定县湖雷乡人。1929年参加永定县赤卫大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总部通讯排长，1934年进入公略学校学习，后留校任政治指导员。同年九月调国家保卫局学习，此后历任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军委警卫团三连指导员、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调任新四军军部侦察参谋、第一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新四军军部特种参谋。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副团长，率部参加了车桥战役和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八团团长、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22旅64团团长，一师三旅参谋长，二旅代理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23军68师师长等职。参加了莱芜、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第23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23军参谋长，第24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回国后历任第24军代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军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79年离职休养，2006年5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军行早，
                  满目皆荒草，
                  破衣遮得风雪寒，
                  树皮草根充饥饱，
                  北上是英豪。
      这首题为《草地行军有感》的词，是张云龙将军回顾长征的作品，抒发了一个红军战士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战斗豪情。
      张云龙将军1910年11月出生于闽西永定县湖雷镇白岽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4岁当篷船工人，1926年积极投身大革命运动，任永定县篷船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8岁参加红军，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在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战功卓著，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基层指挥员。
      1934年10月，时任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的张云龙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散记》记载了张云龙将军在漫漫征途中的战斗足迹。本文的内容，主要根据张云龙将军的有关回忆文章和有关党史军史资料，侧重记述其挥戈抗日及转战江南的卓著勋业。

      抗日旌旗到江南。奉陈毅司令员将令，经略延陵。日寇“扫荡”磨盘山，孤军突出重围

      1937年7月7日，***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值此民族危亡的重要关头，中国***摒弃前嫌，联蒋抗日。继陕北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后，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全军共计总兵力13000余人。张云龙等七八十位营、团以上干部，由项英、陈毅反复挑选，从延安远赴江南抗日前线。张云龙被任命为军部参谋处参谋。
      张云龙将军在《新四军成立初期的艰苦岁月》一文中说：
      1月中旬，我随陈毅司令员由南昌出发，路经景德镇，到浙赣边区的开化、溪口山区，集结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一支队。
      新四军一支队辖第一、第二团，共2300余人。成立之初，武器装备差，许多人背着梭镖、大刀，而新四军13000余人，只有6200余枝枪。
      2月份，一支队开始向皖南岩寺地区集中。5月中旬，一支队从岩寺地区的潜口，向南陵开进。6月，一支队由南陵出发，从宣城和芜湖之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6月中旬，一支队到达溧阳竹箦桥，陈毅司令员对作战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部队旋即展开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
      此时，江南沦陷已有半年之久，日寇烧杀淫掠，汉奸土匪蜂起，地痞流氓横行，暗无天日。
      新四军首战卫岗大捷，迭挫强敌，军威大震。
      1938年7月，一支队派遣张云龙在延陵地区开展工作。临行前，陈毅司令员对张云龙布置工作要点。
      张云龙将军回忆道：
      临行前陈毅司令员向我交待了两件事：一、延陵这个地方是丹阳县属的一个首屈一指的大镇子，位于丹阳以南，是东进上海、北过长江的交通要道。我们把***鬼子赶跑之后，各种势力都想在那里捞一把，明争暗斗，是非多端。我的任务是带一个连去，插在他们中间，告诉他们谁也不准向谁开火，要是有人胆敢继续胡作非为向中国人开火，就坚决不客气地消灭他!二、陈司令让我把他的一封亲笔信面交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先生，要我同他搞好关系。另外嘱咐我同延陵的国民党区长贡友山先生也要搞好关系。
      贡友山先生是一位60多岁的士绅，富有民族气节，日寇占领丹阳时，要他担任维护会长、区长，被他坚决拒绝，却欣然就任陈毅任命的区长。陈毅司令员对张云龙说：“此人在我离开后表现如何，我不清楚，但就我在当地工作中的感觉，他对我党的抗日主张心悦诚服，对新四军派去的人非常尊重，凡事有商有量，从不专断，身为区长尽心尽力，我们共事很融洽。”
      张云龙率部挺进延陵地区，积极搞好与贡友山先生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立了一支100多人的游击大队，队长由区长贡友山兼，实际上他不干预“军事方面的事”，一切听由新四军安排。这支游击大队发展到数百人，改称延陵独立支队，后来成为新四军部队新六团三营。张云龙在延陵地区开展工作的一个月后，陈毅司令员点将，要张云龙随他去拜访纪振纲。
      纪振纲是江南著名的经营茶庄的实业家，茶园产业，方圆数百里。他收留了“八·一三”上海战败后的十九路军溃散老兵，组成了一支装备精良的数百人的队伍。
      陈毅司令员亲自登门拜访，纪振纲非常高兴，两人推心置腹，甚是投缘。纪振纲深深感激陈毅司令员的“知遇”之恩，资助了大量布匹、药品给新四军。后来，他把那支数百人的队伍，连人带枪送给了新四军。
      有关这段历史，北京军区离休干部服务处李永邦大校和郑明在《浙西抗日根据地历史人物·张云龙》（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编，2002年版）记载道：
      1938年6月1日，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从安徽南陵出发，从宣城和芜湖之间穿越铁路进入苏南敌后。张云龙按照陈毅指示，在苏南茅山地区争取、团结国民党纪振纲等开明士绅，扩大抗日队伍。他在延陵地区组织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一个100多人的游击大队，发展到数百人的延陵独立支队，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新四军挺进江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日寇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日军为确保南京、镇江等战略要地安全，并确保其京沪线、京杭线等交通命脉的畅通，连续不断地对新四军进行大肆“扫荡”。
      9月15日，日军再次以重兵“扫荡”上兴埠、上沛埠和溧水等地，同时，兵分几路，猛扑茅山地区。陈毅司令员决心歼灭日寇一路，命令部队在茅山公路以北三至四公里丘陵地段设伏。
      吴咏湘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
      日军步骑兵配属炮兵果然沿路攻击前进，兵力却多达千余。敌众我寡，陈毅司令员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
      “敌众我寡，军情危急。张参谋，命令你带几个侦察员迅速通知吴咏湘那个营，立即撤离磨盘山，不可恋战。”
      “是!”张云龙向陈毅司令员行过军礼，转身率侦察员跑步前进，日落之前，赶到磨盘山区，向吴咏湘营长传达了陈毅司令员的命令。
      吴营孤军深入，撤回殊非易事。张云龙与吴咏湘共同研制了一个大胆的回撤计划——不走陆路走水路。吴营悄然经商淳地区，乘船抢渡石臼湖，连夜通过了日军的扫荡区和封锁线，安全顺利地回到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部。
      次日拂晓前，日军层层包围了磨盘地区，磨盘山地区已空无一人。
      陈毅司令员面对突围的吴咏湘营，幽默地说：“豆腐渣也撑死老母猪，敌众我寡，不可硬拼，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

      护送周副主席返回延安，手枪排高度警惕，翻山越岭，穿行皖南。周副主席的高风亮节，成为将军永恒的回忆

      在张云龙将军的记忆深处，永远珍藏着周恩来总理的珍贵底片。
      在张云龙将军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三次与周总理的“亲切见面”。
      第一次是长征途中。1935年春，中央红军北进云南扎西。张云龙时任红三军团十三团副特派员，行军到了目的地就忙于审案。有一次，疲劳至极的张云龙刚审完案就和一位保卫队员跌倒在烧炭窑边睡着了。其时，雷雨大作，张云龙他们惊醒了，便冒雨追赶队伍。风声雨声中，张云龙见到了周副主席。张云龙在《长征散记》中深情地回忆道：
      老远，就听到洪亮而有力地声音：“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
      我们跑到跟前才知道，因为通过一个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狭小的陡坡，雨天路滑，几乎每个人都坐了“滑梯”，以致后边积滞了不少队伍，就地坐待，边休息，边等候。也有不少人在雨中打瞌睡呢!
      透过蒙蒙细雨，我们看到站在高处挥着手臂督促部队“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大家已熟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只见周副主席齐胸的大胡子更浓密了，被雨水洗过的面颊更清瘦了，两眼更为明亮，精神更为抖擞，身躯显得更加高大，声音显得更加威严……
      20年后，周总理视察唐山工作期间，张云龙将军再次回忆起长征途中的情景，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事隔20年后的50年代，我们部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担负唐秦地区警备任务时，曾暂时占用了唐山市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一些房子。周总理视察唐山工作，同我们几个军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督促我们：“尽快把地方上的房子让出来。”他强调指出：“毛主席历来教育我们不得与民争利!”“你们有部队嘛!要自己动手，赶快把营房盖起来!……”
      当时，在唐山市交际处柔和的灯光下，周总理一字一句、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快点盖!不要影响地方上用房。”不禁使我顿时想起长征途中在阴雨里，周总理对已通过了狭小陡坡的部队高喊：“快点走!不要影响后边的同志!……”
      而张云龙将军与周恩来的第二次“亲切见面”，则是抗战时期，率领手枪排护送周恩来返回延安。
      1939年2月，周恩来前往新四军视察工作，传达党中央指示。周恩来返回延安时，由张云龙亲率手枪排护送。行军路线由皖南泾县地区，途经章家渡、小河口，至太平县转乘汽车。
      沿途全是坎坷崎岖小路。护送队翻山越岭，涉水过溪，配备的两匹骡子，一匹驮物，一匹乘骑。周恩来坚持把骡子让给同行的民主人士，他亲切地对张云龙说：“骡子我不骑，别的都听你的!”
      张云龙将军深情地回忆说：
      一路上，常常为谁骑骡子而相持不下：你让我，我让他，谁也不骑。结果，两位民主人士轮流骑，周副主席一步也没骑，这两位民主人士的姓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年岁比周恩来同志稍大些。每次大家相让时，周副主席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谁年纪大谁骑吧!”“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自古如此，何况我辈乎!……”
      时间会消磨许许多多的东西，事隔多年之后，正如张云龙将军已记不清那两位民主人士的姓名。然而周恩来�